接到你的信后，又接到《思归集》，不胜感叹。由于座下提倡净土法门，而我的视力精神，二方面都不足，不能相助，所以实在感到遗憾抱歉。因此将你所提到的范例，以及所商议的各条都看了。所商议的各条意见，在字的旁边加圈的，为赞成。或有稍微批注一二句的，是请你再斟酌一下。
唯有汉月法藏禅师所说的追顶念佛法，利人之处却伏有误人的祸端，万万不可以收录。他的诗虽然好，但也请你取消。此人是佛法中的怨家，最初亲近天童密云圆悟祖师，得到一点小小的开悟，便想要成为千古第一的高人，说自己是“无师自悟”，密云祖师想要付法给他，他却不肯接受而离去。
密云祖师追赶他，追到某个地方，追上了，但他还是不肯接受。密云祖师强迫他接受，于是他以三玄三要，令密云祖师作答，这才勉强接受了祖师的法脉源流。
他所说的这些事，都是妄造。士大夫信奉他，如同活佛一样。有谈到汉月法藏破绽处的人，必定有大祸临头。所以他的语录，以及他的徒弟弘忍、具德，崇拜师父汉月，污蔑祖师密云的那些胡说巴道。通通奏请康熙皇帝附入明藏中。
到了雍正十一年，选取各家语录入藏，雍正皇帝完全知道汉月一派的错讹狂妄，立即下令毁销刻板，并禁止私藏流通。另外还抄录法藏、弘忍、具德所说，悖逆大道伦常，妄造悖理的各种言论八十多段，一一加以辟驳，名为《拣魔辨异录》，一共四卷，二百多页。
这部书，凡是读书人看了，都能增长莫大的学识。而且对于参禅的人更有利益（现今参禅的人，大多不知道古人的言句机锋，全都当作拆字解义来领会，这样做恐怕连禅的气味，也没有闻到）。到雍正十三年，这部书才脱稿。雍正皇帝下令录入藏经流通。
不久雍正皇帝归天，乾隆皇帝继位，并未能亲自料理这件事，只是令人誊写清楚刻板。当时法藏的外护很多，僧俗都不敢谈论，所以《拣魔辨异录》没有录入藏经。只是将雍正皇帝的诏书列在开头作为序文。而官家的事，如果不委派教内的自己人，旁人不敢干涉。
致使钞写的人不是很明白，或者有文句前后过渡不当而导致文理相反，或者有省略写的字不能觉察而抄写成错误，如草写的“谓”字当作“为”字，竟然有一百多个“谓”字，都刻成“为”字。
清世宗雍正皇帝所刻的经书，都校正的准确，唯有这部书的错讹，数不胜数。板已经刻好，印了若干部，赐给王公贵臣以及高僧。但僧人因为法藏的外护势力大，唯恐招致灾祸，所以都不敢流通。致使此后博学多闻的僧俗，都不知道这部书的名字。
光绪三十年（1904），谛闲老法师请藏经，令我跟随前去料理，藏经已经印完，还须要几天才能离开，因此到琉璃厂各个书店看看，一个书店中，有二部《拣魔辨异录》，我通通请来，一部送给谛闲老法师，希望他流通。一部自己保存，光绪三十一年，前往南京杨公馆，知道东洋弘教书院印藏经，请杨仁山先生将我的这一部寄到日本。
民国三年，狄楚青居士来到普陀山，我劝他流通这部书。我说应当向谛闲老法师那里请这部书。他说：“我有这部书。”我问他从何处得到的，他说是在北京烂货摊上买来的。他回到上海，就将书交付给印刷所，照原来样式石印一千部。送给我八部，我留下二部，其余送给有缘人。于是息心按照文义加以校正。
民国七年，在扬州藏经院刻板，印了三百部送人。如果邮路通畅时，这部书应当多请几部，来赠送给具有正知正见的僧俗。
读了《拣魔辨异录》这部书，就可以知道汉月法藏禅师的为人，还有他的法徒等人所说的东西，大多都是凭空妄造。我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人的真伪，一旦将他的文章列入《思归集》，后世又将大大宏扬他的法，那么就对禅宗，对净土宗，均有很大的损害。
现今也不说他的行为，但也不要提到他，如果阅读《拣魔辨异录》，就人人都知道了。邮票已经忘记了数目，仍就寄还给你，以减少我的过失。
《思归集》的稿本中，所录的俗体字很多，都不能一一标明。唯有“段”字相传多误作“叚”，这必须要改正，“叚”就是“假”字，凡是俗体、破体、帖体、古体字，在经书中使用，觉得非常不恭敬。令有学识的士大夫轻慢写书、印书的人，这可不是件小事情。
五十三参的名称，绝对不可以用。这是由于将华藏、娑婆两土的世尊，与末世凡夫同列，大大有失尊卑的缘故。阿弥陀佛名下所录的大愿，应该标上“第几愿云”。每愿都是如此，请注意。
四祖法照大师的五会念法，从来没有听过见过，怀疑是后人伪造。张观本认为五会念法能够兴盛净土宗，我非常不以为然。请再三详细斟酌，以定取舍。
序文本来不能写，因为没有精力，如何能够发挥净土妙义呢？接着又恐怕你责备，只是写写我所相信的，企望免除你的责怪罢了。所以序文与信中所说有所不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