半懂

印光法师文钞

复丁福保居士书一

接手书,并大词典样,不胜欣慰。阁下此书一出,令彼研究佛学者易于入门,直同指迷途者令得正路,其功德何可称量。但须过细考察,祈勿以讹传讹。

接到信,以及《佛学大词典》的样本,非常欣慰。阁下这部书一出版,让那些研究佛学的人易于入门,如同指点迷路的人,让他们走上正路,这个功德如何能够称量。但是必须仔细地考察,希望不要以讹传讹。

一切经[1]下所叙古昔及外国光皆不知。但其叙事,多有错谬。如明成祖作世祖,成祖永乐十八年刻大藏经,历廿一年,至正统五年方圆工,此明北藏[2]也。南藏[3]乃太祖时刻,但以未有题跋,不可考其年月。决非成祖时刻也。

“一切经”的词条下所叙述的古时候以及外国的种种情形,我都不知道。但其中的叙事,大多有错谬。如把“明成祖”当作“世祖”,明成祖永乐十八年(1420),刻大藏经,历时二十一年,到了正统五年(1440),方才圆工,这是明朝北藏。南藏是明太祖时期所刻,但因为没有题跋,无法稽考它的年月时间。但绝对不是明成祖时期所刻。

成祖虽有两京各刻并刻石之语,实止刻一北藏板耳。何以知之,以南藏规矩,函卷皆不次第,岂一人刻经,南藏另立一规矩乎。又北藏续者,南或未有,南藏续者,北或未有,可知是太祖洪武时刻无疑也。

明成祖虽然有“两京各刻”以及“刻石”的话,实际上只刻了一付北藏的板而已。如何知道呢?因为南藏的规矩,函卷都没有次第,哪有同一个人刻经,南藏另外立一个规矩的呢?另外,北藏的续藏,南藏或许没有。南藏的续藏,北藏或许没有。可知南藏是明太祖洪武时期所刻无疑。

其石刻,并未施行。法珍尼刻藏事,人属元朝,藏属梵本。前藏藏下明,康熙二十三年,雍正六年,而我国清藏于雍正十三年开工,乾隆三年圆工,何全不提起。

其中所说的“石刻”,并没有施行。法珍比丘尼刻藏的事迹,她这个人属于元朝,藏经属于梵本。西藏大藏经下面说明,是康熙二十三年(1684)刊行,续藏是雍正六年(1728)镂刻,而我国的清藏是在雍正十三年(1735)开工,乾隆三年(1738)圆工,为什么完全不提起?

又京西石经山[4],晋琬公法师[5]刻石经,贮封石洞,虑末法经灭净尽,企有大士乘愿开洞,印经以遍流布。自晋至明末,尚有人刻而贮之。外用铁条封其洞口,但能在外看,不能入其中。其石板皆实堆满洞,有好多洞。紫柏憨山文集,皆载其事。

另外,北京西部的石经山,晋静琬法师刻石经,贮封在石洞中,考虑末法之时,经书灭除净尽,希望有大菩萨乘愿开洞,印经来周遍流布。从晋到明末,仍然有人刻经贮藏。外面用铁条封住洞口,只能在外面看,不能进入其中。刻经的石板都严实地堆满了石洞,有好多洞。紫柏大师、憨山大师的文集中,都记载了这件事。

又词典二字,通而言之,一大藏教,皆可名为词典。局而论之,唯专发明名相等书,可以当之。如教乘法数[6],大明三藏法数[7]之类。若宗门语录,乃以机锋转语,专阐向上一著之法,尚不可以名之为教,何可以名为词典。自马祖后诸大禅师,皆有语录,云门[8]稍后,何在前者不名词典,而独以云门为词典。

另外,“词典”这二个字,通常来说,一部大藏教,都可以名为词典。局限来说,只有专门阐发说明名相的书,才能称为词典。如《教乘法数》、《大明三藏法数》之类。像宗门语录,是用机锋转语,专门阐明向上一著之法,尚且不可称之为教,怎么能称为词典呢?自马祖道一之后的诸大禅师,都有语录,云门文偃禅师稍稍在后,为什么在云门文偃禅师之前的禅师语录,没有被称为词典,而独把《云门禅师语录》称为词典呢?

又云门说法如云雨,绝不喜人记录,故香林远,双泉宽,各以纸为衣,偷而录之,即今所传者是也。阁下叙之不甚清白,不知者,或当做云门自己私记,则成自禁而行之矣。

另外,云门文偃禅师说法如云雨,绝对不喜欢他人记录,所以香林澄远禅师、双泉师宽禅师,各自把纸作为衣服,偷偷地录写下来,就是现今所传的《云门禅师语录》。阁下的叙述不是很清楚明白,不知道的人,或许当做是云门文偃禅师自己私下记录,就成自禁而实行了。

祖庭事苑[9],乃载宗家言行之书,如林间录[10],宗门武库[11]之类,亦不合名为二次改良之词典。以此二书,系记宗家直指人心之言句及事实耳。此第二篇序,似宜将宗改作教。叙如来说经,诸祖传宏,遍传中外,其中名相法数非读破全藏不易了知。因兹有著教乘法数,大明三藏法数者,乃此书之本源也。

《祖庭事苑》,是记载宗家言行的书,如《林间录》、《宗门武库》之类,也不适合名为二次改良的词典。因为这二部书,是记录宗家直指人心的言句以及事实。这部词典第二篇的序文,似乎应该将“宗”改作“教”。叙述如来宣说佛经,诸大祖师传承宏扬,遍传中外,其中的名相法数若非读破全藏,就不容易了知。因此有人撰著《教乘法数》、《大明三藏法数》,这是这部词典的本源。

光目力甚衰,加以精神不给。初始至山,以舟中受风,十余日,颇不安适。自后虽好,日间或复书,或校书,略无少暇。六祖坛经,只看王柳刘三碑,余皆未看。

我的视力很衰弱,加上精神不足。刚刚到山上,因为在轮船中受风,十多天来,很不舒服。此后虽然好了,每天或者回信,或者校书,没有一点空暇。《六祖坛经》,只看过王、柳、刘三种碑帖,其余的都没看过。

阁下志期利人,以一书为诸经之总注,当多须三二年之考察研究力,俾阅者决了无疑,则其功德大矣。倘唯欲速以出书,断难无讹。通家则无所碍,初机便致不知所以。

阁下志期利益他人,用一部辞书作为诸经的总注,应当多花二三年的考察研究之力,使读者决定明了,没有疑惑,那么这个功德就大了。倘若只想快点出书,断然很难没有错误。大通家则没有妨碍,初学人就会不知所以然。

光宿业深重,不能为阁下稍效微力。但一念愚诚,唯恐举世之人,或有不蒙其益者,故为琐屑言之也。

我宿业深重,不能为阁下稍效微薄之力。但是一念愚诚,唯恐举世之人,或许有不能蒙受其利益的,所以为此琐屑地说了这么多话。

 

< 学习笔记 >

[1]一切经:亦作“大藏经”,略称“藏经”。一切佛教圣典之总称。

[2]明北藏:《永乐北藏》,又作《北藏》。官版。明成祖永乐八年(1410)敕令雕印。始刻于明成祖永乐十七年(1419),完成于英宗正统五年(1440)。参与者有道成、一如等。

[3]南藏:《洪武南藏》,又作《初刻南藏》。明代刻造的3个官版中最初版本,明洪武五年(1372)始刻,永乐六年(1408)遭火焚毁。保留下来的唯一印本于1934年在四川省崇庆县上古寺中发现,略有残缺,并杂有部分补抄本和坊刻本在内。
[4]石经山:位于北京市西部房山区。为我国现存石经中规模最大者。(隋)静琬因恐佛经毁灭失传,于房山山麓开凿岩洞,并在石室四壁刻上经文,造立华严、涅槃、般若、宝积等七室,另有部分石经置于山下云居寺之压经塔下。其后经唐、五代,辽等历朝陆续刻造,直至辽大安十年(1094),历经四百八十年之刻经事业始告终结,今尚存有九室。

[5]晋琬公法师:静琬。亦作净琬、智苑。隋朝。南岳天台宗二祖(南北朝)慧思大师之法嗣。于隋大业元年(605)在涿州白带山(今北京市房山区)山麓开凿岩洞,并在石室四壁刻上经文,造立《华严》、《涅槃》、《般若》、《宝积》等七室,山因之易名为石经山,后又改名石景山。另有部分石经置于山下云居寺之压经塔下。当时,曾得隋炀帝皇后萧氏、皇后弟内史侍郎萧瑀之助,于是朝野上下争相为静琬刻经施舍财物。

[6]教乘法数:(明)圆净编。圆净因感于藏乘法数、贤首法数等之缺轶甚多,乃基于天台之观点,将佛教经典乃至诸子百家中,凡有关法数者皆收集于此书。即初由“一心”,次第列记增至“八万四千法门”之法数,其间亦解释外典之名数。本书并以分析、比较、归纳代替说明,为其一大特色。

[7]大明三藏法数:略称《大明法数》、《三藏法数》。(明)一如。奉敕编纂的佛教辞书,名目起自“一心”,终于“八万四千法门”,共释佛教术语一千五百五十五条,每条并附有略解,凡出于某经某论或某某撰述者,皆详注于各条之下。若遇各家或各宗派说法不同,则征引诸家之异说,内容极为详备。民初佛教文化之重要推动者丁福保,命黄理斋重新编辑索引,另编《三藏法数通检》一册,将书中词条一一析出,令初学者方便检阅。

[8]云门:云门文偃。唐朝。云门宗之祖。文偃的禅法进一步融会了华严宗的思想,构成云门禅法“函盖乾坤”的深邃内涵。

[9]祖庭事苑:(北宋)睦庵善卿。中国历史上最早解说禅宗语录词语的佛学辞典。全书注释(唐)云门文偃、(北宋)雪窦重显等师之语录。凡其书中之难解语句,包括佛教或世典之故事、成语、名数、人名、俚语、方言等,凡二千四百余项,皆加以诠解。睦庵善卿,北宋禅僧。

[10]林间录:(宋)惠洪。采用笔记体裁,记叙名僧嘉言善行、僧家故事。通过发表议论,阐发禅理。文笔流畅、词藻华丽,工于润色,为佛教著作中少见。惠洪,北宋诗僧。字觉范。

[11]宗门武库:全称《大慧普觉禅师宗门武库》,略称《大慧宗门武库》、《大慧武库》。(南宋)大慧宗杲述,弟子道谦编。乃大慧宗杲辑录禅宗古德随缘应机,接物利生因缘中机峰峭峻者之语录,并加上自己之评唱而成,总计一一四条。收于《大正藏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