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题词是民国十六年(1927)二月,排印报纸本所写 序文是民国十六年十二月八日,排印书册本所作)
净土法门,广大没有边际,如天穹普遍覆盖,似大地普遍承载。等觉菩萨想要成佛,尚且还要作为依赖。五逆十恶之人将要堕入地狱,至心十念,登入西方极乐世界。普被九法界众生的根机,全都精勤顶戴。畅达佛陀度生的心怀,唯有这个净土法门,再没有其他的了。
我因为宿世业力,曾经作过一阐提,效法韩愈、欧阳修等人辟佛,愚痴到不能医治。幸而得病数年,时常深深思量,古今众多圣贤,难道都无所觉知?
他们既然都尊奉佛法,我哪敢加以毁谤?虽然是圣人,也有他所不知道的,韩愈、欧阳修又怎么足以为师呢?因此皈依佛门,剃发出家。自认为宿业深重,宗门教下不是我所适宜的。唯有仗佛慈力,或许可以满我所期,专心修习净业,才能得以预入莲池。
近十几年来,或者有人错谬来请问,我的回答也是如此,不敢稍稍逾越本分。浙江海盐县的徐蔚如居士,因为《文钞》切要而浅近,在北京、上海再三加以排印。《文钞》的语言虽然朴质,人看了都还不生气,忘记行迹而探究利益,有很多人因看《文钞》而生起正信。
李圆净居士,宿根深厚,注释诸多经论,阐明如来心法。接着因为注释经论耗费精神,早衰、疾病每每来侵犯,于是舍广博而守简约,立志追逐东林莲社念佛人的美好行迹。
又想要利益初学人,作为修持的规矩箴言,节录《文钞》中的言语,分门别类加以编辑。并且自己捐出净资,刻印布施诸位有缘人,希望使得一切人,努力仰慕效法圣贤。
崇尚伦理(父慈、子孝、兄友、弟恭、主仁、仆忠、夫和、妇顺),竭尽本分,各各完善自己的人性天命,众善都奉行,诸恶尽销除。信愿勤念佛,求登九品莲。临终佛来接引,有如月印川水。直下往生西方,永出生死轮回渊,见佛悟无生法忍,渐致福慧两足圆。
因此请我写几句话,以期望广泛流传,乡间俗语进入高雅人之眼,徒然招来嘲笑和怜悯。羞愧脸红地贡献一点愚诚,祈望各自好好审察啊!如果你的修证没有超过等觉菩萨,暂且加入回向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员吧!
净土法门的义理极其高深玄妙,但事修却非常简单容易。正因为这样,那些自认为天生聪明敏锐,知识见解高超奇特的人,总是把净土念佛法门看做是愚夫愚妇所作的事,而不肯修持。他们哪里知道这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,上成佛道,下化众生,成始成终的究竟法门啊。
他们认为愚夫愚妇能修,于是就藐视净土念佛往生的法门。为什么不阅读一下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,那些所修证境界与普贤菩萨齐等,与一切诸佛齐等的等觉菩萨们,尚且以修持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的功德,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,以期望尽快圆满佛果啊。
那些藐视净土法门而不屑修行的人,他们对于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又将做何看待呢?又于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最后归宗一着,是尊重还是藐视呀?
其实这也没有其他原因,他们大概是没有详细地审察通途法门和特别法门的区别,以及自力和佛力大小难易所致。假使详加深辨这些,他们能不跟随华藏海众那些大菩萨们,一同念佛,同求往生吗?
我自从成童之年就读书,随即蒙受韩愈、欧阳修、二程(程颢、程颐)、朱熹辟佛学说的毒害。幸亏我没有韩愈、欧阳修、二程、朱熹的才学,假使稍能与他们相同等,则必然导致耽误自己也耽误别人,当下之身就会陷入阿鼻地狱了啊。
我十四、五岁后,生病困苦多年,于是开始遍思古今,详绎经书,才开始知道韩愈、欧阳修、二程、朱熹所作这些辟佛之说,全是自己的门庭知见,绝对没有涉及到核心学问所致。
于是我二十一岁出家为僧,专门修行净土法门。发誓这一辈子做个自了汉,决不建立个人门庭,广收徒众,以使后代徒子徒孙败坏佛法,并拉我到阿鼻地狱中,和他们一起受苦。
到光绪十九年(1893),普陀山法雨寺化闻和尚,来北京迎请乾隆大藏经,命令我检阅印刷等事宜。这件事完后,邀请我一同来到普陀山,化闻和尚知道我不喜欢做事,所以就安单在一闲寮中,随我自己的意愿修持,到现在已经三十五年了。
在山上日子住久了,有委托我写一些文章之类的事,也绝不用“印光”这个名字。就算自己有必须要署名的文章,也只是随便写两个字而已。所以二十多年来,绝对没有来客访问的事情,以及来信复信的诸多纷扰。
民国启元(1912),高鹤年居士到普陀山化雨寺来访,临走携去我数篇文稿,刊登在《佛学丛报》上,不敢用“印光”之名,因为我常自称“常惭愧僧”,所以就署名“常惭”。
后来徐蔚如居士、周孟由居士错爱这些文章,打听作者三四年,也没有人知道是我写的。后来周孟由居士拜谒普陀山,于是祈求皈依我,临走拿去几篇废稿,寄给徐蔚如居士,然后在北京排印出来,书名为《印光法师文钞》。于是刺痛了很多高雅之士的眼目,更增添了我的惭愧心了,那一年是民国七年(1918)。
民国八年(1919)他们又搜罗我若干篇文章,作为文钞的续编,和初编一同排版印刷。民国九年(1920)有数位弟子在上海商务印书馆,排印《印光法师文钞》铅印本,分作两册,并且留了板样,民国十年(1921)春天正式出书。
我又于扬州藏经院,将民国九年(1920)所排的《文钞》制成木刻板,作四册。民国十一年(1922)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,将《文钞》排作四册,当时诸多居士认捐排印者有二万部。而商务印书馆印出来用来出售的《文钞》,则不在二万部之内。
民国十四年(1925)冬,又让中华书局排印《文钞》增广本,也是作为四册,比先前增加了一百多页,计划今年夏天出书。因为工人罢工等缘故,价格很贵,只印二千本。原计划打四付纸板,二付归中华书局,二付归于我。于是让杭州浙江印刷公司先印一万本,以后续印,随顺因缘。
李荣祥居士,法号圆净,多年以来专心佛学,将《起信论》、《楞严经》、《圆觉经》一个个著疏解释。我认为青年人学佛,应该先老实念佛,等他们业障消除、智慧明朗,业障尽了,福报来了的时候,再去注解佛经,自然可以阐明佛陀的意思,将佛经广播于宇宙中。
当时,他对我的话很不以为然,后来由于用心过度,身形和精神日渐衰落,才开始相信我说的话不错。于是,又详细阅读《文钞》,非常欢喜,便摘录其中主要的义理,分门别类,编作一册,名《印光法师嘉言录》,打算用新闻纸先印一千册,用来应对着急阅读的人(因为原先曾连载刊登在居士林林刊上,所以有居士才屡次催促让排印出单行本)。
等我五月到上海太平寺,才给予他和他妻子一同传授了三归依。八月份《印光法师嘉言录》印刷出来,不久就赠送完了。来信索请《印光法师嘉言录》的人者纷至沓来,于是让漕河泾监狱署排作书本。
陈荻洲居士自愿任排工,并捐赠打四付纸板费,又认捐排印二千册,这时认捐排印将近二万册。这四付纸板打算留在本监狱署一付,作为上海流通的预备。
一付归李圆净居士保存,以备自己以及诸位善士使用。一付送给哈尔滨宣讲堂,使得关外有信心的人,容易请购阅读。一付送给南洋新加坡商会,使得各岛的华侨,同得读诵。其所录之出处,某卷某页,一一备载,这样就能与《文钞》全文相对阅读。
由于《印光法师嘉言录》在各种文章中截取其中的主要意思,汇编归纳为一类,所以有时候文义稍有雷同,而且没有立刻删除掉,就是希望阅读者能受到反复劝告勖勉之利益,希望能让其当下断除疑惑,生起对净土法门的信心。这本书所标出的卷数及页码,全部依《增广文钞》。因为《增广文钞》作永久流通之本,其余版本的《文钞》以后就不再印刷了。
又因为《文钞》繁杂广博,初学佛的人或许难于选择易明白而适合根基的文章,打算让他先得到深入《文钞》的门径,从此,脚踏实地地进一步修行,自然达到自己修行的极致,免得望洋兴叹,或者有退道心的忧虑。于是摘录出《文钞》选读篇目,附于《印光法师嘉言录》目录之后,让不曾研究过佛法的人,能够方便而顺利地了解和修行净土法门。这个利人的心,可谓亲切周挚,无以复加啊!
因为这些文章记叙了净土法门的大致,希望读者能够周知。希望见到或者听闻到这部书的人,不要因为里面内容所说的都是些平常之语言而弃置它,去求高深玄妙的理论。
尧舜等上古圣人教化众生之道,也只不过是孝敬父母,友爱兄弟而已;如来教化众生之道,也就是戒定慧三学罢了。能在平常简易之事中真实行去,行到极处,那些高深玄妙的道理,岂能还从别处寻求?否则,那些高深玄妙之理,只能属于口头活计,生死到来,一点也用不着,希望阅读这本书的人都注意这一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