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幼年失于求学，长大了一无所知。寄住挂单在普陀山二十多年，一切僧俗，一概没有交往。不料阁下以博学鸿词，宏宣佛教，赐给我您的大作。而且称我为同志中的同志，真是感激惭愧到了极点。
我出生后，就生了眼病，今年到了耳顺之年（六十岁），衰颓的更厉害了。不但您大作中的字，不能多看，即使是藏经中一寸大的字，也不能多看，宿恶业力，无可奈何！
这一二天的白天，稍微翻看，看到书中的注语，比较契合初机学人。句句有根据，字字符合佛法。没想到在现今，还能够见到这等人。其中也有我见识不到的地方。想要逐一请教，以除疑惑。继而想到我尚未明心见性，因此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见解。
过去对《佛学丛报》，顿时生起杞人忧天，童子赞箦的念头。因此呈上九条章程，企望报社改变成规，光大佛法大道。濮一乘居士放在一边不看，如今哪敢又重蹈此失败之辱呢？
现今寄上《印光法师文钞》一本，请您指正。这本《文钞》是浙江海盐徐蔚如排印施送的。民国二年（1913），高鹤年居士到了普陀山，将我的文稿带到了上海，黎端甫居士从中录出四篇论文，刊登在《佛学丛报》上。他知道我一向不想让人知道，于是以写给佛学报馆书信上的别名来署名（常惭）。
徐居士见了，错谬地加以佩服，到处询问写文章的人（是谁），而不能得知。接着知道是我所写，就委托狄楚青居士介绍，想在没有会面之前，预先通信来往。
我以人微德薄，学业肤浅来推辞。他于是到处询问友人，得到文稿若干篇，并《佛学丛报》中所录的文稿，排版印刷。
今年春天三月末，拿了三十本到普陀山来拜访我，又将其余的文稿，一并要去。打算将已印、未印的文稿一并编辑，雕版印刷成书。
我数十年来，无事不亲事笔墨。或者被人所托，以及与朋友叙怀，低劣的文笔，庸俗的言词，绝对不堪观看。他既然错谬地加以赞赏，只可将错就错，随缘而已。《文钞》中，尚有十多个错字，因为视力不好，所以没有标出。
《宗教不宜混滥论》，被佛学报馆添了一百多字。一口气看下来，似乎畅顺，细心研读起来，很不安心，因此让他仍就依照原文录出。
普陀山是香火门庭，专心研穷经论的人很少。又加上我绝对不干预事务，不与士大夫结交，认识的人很少，没办法推行经股胜事。然而一念愚诚，私下为阁下贡献出来。
流通佛经，非报纸小说等世间书籍可以相比，必须考虑到久远，方才有真实利益。铅印虽然方便，终究不是久远之计。因为铅印的墨中，加了很多药汁，久了必定褪落。适宜刊刻木版，才可以流传久远。
我写给佛学报馆的信，正是为了此事。《文钞》所录出的《与佛学报馆书》，乃是为友人节录的数段罢了。虽在异地，其心相同，虽处异室，如同面谈，既然以同志相许，应当不会因为，不随某某人的赞誉而责备我吧。（民国六年<1917>六月十八日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