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宿业很深，有眼睛却如同盲人。常常从事忏除，但罪业仍旧如故。想来必定是多生以来，曾经以自己的见解妄说佛法，丧他人的法眼，误导他人的正智所导致的。所以，这一生不敢以人情好恶来立言作论。宁肯让人憎恶责骂，断然不敢根据其人的喜好来赞誉他，以致自陷陷人。
从去年夏天至今，写给阁下的书信，将近有一万字。其中的愚诚固然诚恳，想来阁下应当已经彻底见到我的肺腑了。而今于本月二十四日，接到您所惠赠的《佛学指南》一册，随即翻阅大概，见其中上编所引，诸位名人所记的因果事迹言论，实在足以振聋发瞆，启迪世人。
即使有不大恰当之处，但大体有益，小毛病又有什么妨碍。倘若能有一条条的评议，那么其利益就更加广大了。应当让《时事新报》逐一登报，以使世人的耳目一新，以使阁下的宏愿畅达。
下编大体固然很好，然而杨仁山的《十宗说》，黎端甫的《大藏大略》，已经在《佛学丛报》上登载过了。《三国佛教略史》，原本也很粗略，如今又更粗略了。其余都是如此，登不登都可以。其中也有小毛病，但因为无关紧要，加上视力、身体不好，所以没有标出。
阁下所著的各种书籍，唯有这本书的利益最广大。因为中下根人，必定由因果报应而进入佛门，才有真实利益。否则只当作口头活计，不知道恪守诚敬、谨慎独处，以期亲自证得、真实达到。
世上那些狂慧的人，都是由于最初没有服下这个因果报应的法药。而将佛陀祖师“直指人心，当体即是”的法言，反而认做放肆恣意、随任业力，了无忌惮，恶法不须断，善法不须修的依据。以凡夫情见，测度圣人智慧，就像美味醍醐变成了毒药砒霜，能不悲哀吗？
这本书一出，必定让一些人心里变得战战兢兢、警惕勉励，畏惧小心、谨慎不安。从这里得到真实利益，远离真实灾祸。从一人到多人，从一生到多生。蒙受法利而沐浴佛恩，出离苦海而登上觉岸的人，相继无穷啊！
谨此为阁下庆贺。直到看到最后的书目，仍旧列出刘仁航《法华经力》的书册。去年冬天，阁下以虚心请我指正，我已经说明他的书，不可流通。后来因为友人，从远方写来书信，令我径直陈说并以法劝谏。
我又再通切陈述他的过失，以及流通此书，必定招致他人辟驳。纵然刘演宗固执不从，为何阁下又代为流通呢？我与刘演宗向来没有说过一句话，见过一次面，前面两次书信，多为刘仁航考虑，少为阁下考虑。而今则是专门为阁下考虑了。
阁下深通佛法，哪里会不知道，自作教他，见闻随喜，同样招受善恶业的果报呢？刘仁航是自作，阁下代为流通，就具足了自作教他，见闻随喜。何况我两次写信，陈述其中的利害，阁下为什么仍然为之流通呢？
在阁下的意思，认为第二次的信，是我的托词，实际上没有人写信令我劝谏。你哪里知道我对于这件事，颇费周折呢？
因为这位友人必定要我一条一条的驳斥，广泛印送，以期众所共知，不受其害。我认为这是文人习气，常常有心思没有了结，就想要发挥的弊病。我应当劝他将书焚毁，永不流通就好了。何须多说话语，多费钱财呢？因此将第一次的信，以及第二次的信，一并寄去，而且令他不要将我的信给人看。他回复我的信，说我想要取消得无有形迹，使彼此各得利益。读了令人落泪。
不料今年阁下仍然为他署名流通，那么阁下回复我的信，就像是哄小孩子不哭的作为，不是心悦臣服的言论了。我爱护阁下，超过阁下爱护我，所以我又要呱呱啼哭。
阁下如果肯怜悯在下，无论刘仁航认为自己的著作如何高妙、如何深广，你（刘仁航）想要流通，你自己去流通，即使以威福逼迫，我（丁福保）也不肯代你流通，我就不哭了。否则，我印光只有自怨宿世口业太深，所以导致说出的话语，无人相信。
十法界，随人自造，与我有什么相干。虽然心中实际上没有安慰愉悦，而啼哭也不再起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对于他人无益，而对于自己有损，不如停止。岂能效仿杜鹃，空啼无用呢？
阁下发弘誓愿，想要普利一切众生，而对于损害众生慧命的书却极力流通。是法眼未能彻底见到其中的弊病呢？还是人情阿谀其所好呢？我就不知道了。如果继续再流通的话，我就不敢再向阁下开口了。
去年八月，张云雷先生来信，我回信中大略说到，世道人心，日趋日下，你主持报馆的事务，应该对于戒杀放生等言论，以及因果报应等事迹，每天登载一二条，使得读者看后有所借鉴，警惕谨慎，渐渐感化、渐渐熏染，如此不知不觉渐渐地达到圣贤的地位。
他回信说，应当另辟一个栏目，专门登载佛门言论。我已经起七念佛，所以没有陈述我的想法。他与叶伯皋、应季中等几十人，议订章程，每天登载。推叶伯皋为主编。读过之后，才可以登报。
到了腊月，有人将“征文启”拿给我看，才知道他的办法。接着周孟由多次来信，令我写论，我最初极力推辞。接着不得已答应了，将平时所录的文稿若干篇寄去。听说正月间所登的，都是我的文稿。也有不是我寄去的，而是我寄给他人的书信，他人自己寄到报馆的。
我在乞食之余，留了些残羹馊饭。诸位名人取出，以供众人耳目，不禁惭愧死人。然而也无可奈何，只好随他去了。写此以博一笑。（民国七年<1918>正月二十五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