印光我是陕西郃阳县人，你看《文钞》，难道没有看到徐蔚如（名文霨）的跋文吗？《诗经・大雅・大明》中说：“在洽之阳”，就是指这个地方。因为县城在洽水之南，所以名为洽阳。河水到了汉朝干涸了，所以去掉水部，加上邑部，写作郃阳。“在洽之阳”的“洽”字，读音为“合”，不能念作“狭”音，其余的“洽”都读“狭”音，不可以读“合”音。郃阳是（商朝贤相）伊尹从事农业生产的地方，所以又名为古莘。
我幼年跟随家兄读书，起初遭遇世乱，耽搁两年。其次因为多病，学无所成。刚生下来半岁，就生了眼病，六个月未曾睁开眼睛。除了饮食、睡觉外，整天整夜地哭，不停息。后来好了，还能见到天日。十多岁的时候，见到韩愈、欧阳修辟佛的文章，很欢喜，又想要学理学，所以对于当时的科举八股文，都不愿意去学。家兄因为我长期有病，就随任我。
二十一岁出家（光绪七年<1881>）。我修习净业，是由《阿弥陀经》、《净土发愿文》，以及《龙舒净土文》开始的，绝对没有一个善知识开示。因为先师以及所交游的僧人，都是禅家宗旨，我绝不受他们教导，因为自量没有这样的智慧见识，所以不敢。
二十六岁（光绪十二年<1886>）离开陕西，到了北京红螺山。光绪十九年（1893），从北京到法雨寺，至今已经三十一年了。在法雨寺作闲住废人（因为法雨寺的住持化闻和尚请藏经，为他查考藏经，他于是令我同来。因为知道我不愿意担任职事，所以令我闲住。以后各任住持全都依照旧例，所以能持续如此之久），凡是常住的事务，一概不参预知情。
起初，凡是山上有笔墨因缘，大多令我写，我就用他们的口气来写。如果不方便用他们的口气，就用一个别名。二十多年，“印光”二字，没有一次显露在外，所以没有一个来拜访和通信的人。
从民国元年（1912），高鹤年居士欺瞒带去几篇文稿，登在《佛学丛报》上，他因为我不想令人知道，因此用了一个“常惭”的署名，这也不是法名。而徐蔚如、周孟由见到这几篇文章，很欢喜这些文章与他们自己的知见相合。到处询问别人，都不知道“常惭”是谁。
到了民国四年（1915），徐蔚如问谛闲法师，谛闲法师将我的名字告诉他。“常惭”这个署名，谛闲法师也不知道。因为高鹤年拿着文稿，令谛闲法师看过的缘故。从此，徐蔚如搜罗排印《文钞》（在北京）。到了民国七年（1918），带着初编《文钞》来普陀山求皈依，我一向不收皈依弟子，令他皈依谛闲法师。民国八年，又排印初编、次编《文钞》。民国九年，又令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留板。
从此以后，一天比一天忙乱。想求一天的清闲，也不可能。从此以后，不能不用“印光”之名了。所以，凡是有来求题跋的，都写“常惭愧僧释印光”。我生性刚直，所以绝不萌生住持道场，剃度徒众的念头。近来有拼命想求我出家的人，我就拼命推辞。皈依，起初也是拒绝，现今只好随任因缘了。
我平生不喜欢华丽装饰，虽然是名人的字画，也不须要。照相，曾经有三五次，有人逼着让照的，除他自己取相片，我绝对不要。即使送来照片，也是随便送人，一概不留。你能够依我所说，就是我情投义合的朋友，何必要我的丑相。
念佛人应当专精拜佛，拜一个粥饭庸僧，有什么利益。我今年（1923）六十三岁了，陕西的家乡人，以及陕西督军屡次催我回家乡。我起初以庸劣来推辞，等到情势不能再推辞，就以现在经手事务，不能远行来相告。
明年，《普陀山志》修成，《文钞》排印好，应当回一次陕西，还恐怕会再回来。因为梵天寺、法云寺的因缘，必须等到寺院大致建成，才能不去关心照顾。然而人命无常，或许随时丧命，本来就不能随自己预定。
民国六年（1917），陈锡周请我修《普陀山志》。我想将观音大士感应的本地化迹各种事理，搜辑完备，用偈颂体来颂扬，仍在每句颂文后注解大士的感应事迹。但视力不好，还须忏悔，求大士加被，再周遍阅览大藏经中，大士的因缘事迹。哪知从此以后，信函人事，一天比一天增多，完全没有一点空闲。
前三年，知事想修《普陀山志》，我用此意阻止。去年的知事（陶在东，名陶镛），极力护持普陀山，也急着想修《普陀山志》。我起初还是将这个意思告诉他，他还是不肯死心，于是令他委托其他人编修。我则无暇料理，无法满我所愿。
岂知大士感应，来了一位江西的居士（许止净），是前清的翰林，笔墨高超美妙。见到我，我问他：吃素吗？他说：吃花素（研究佛学已经八九年了，一心念佛，但没有吃长素），我大声喝斥他，他极为佩服。因此令他来做这件事，他非常愿意。
《普陀山志》请一位文学家（王亨彦）编修，观音大士（感应本迹）这一门，许居士编修，修成后就合编入《普陀山志》中。又排印单行本来广泛流布，令天下人沐浴大士的恩德。这件事，今年可以完成，明年迟早可以出书。这部《普陀山志》是天下名山志书之冠，还有比这更庆幸的吗？你的疑惑、悟解，写在另外的纸上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