印光大师法名圣量，字印光，别号常惭愧僧，俗姓赵，陕西郃阳县人。幼年随兄长研读儒家典籍，颇以儒家圣贤之学作为自己的职责和志向，附和韩愈、欧阳修辟佛的言论。后来被疾病困扰了数年，才觉悟到以前辟佛观点的错误，立即洗心革面。出世的因缘成熟，二十一岁时，大师就投终南山南五台莲华洞寺出家，礼道纯和尚剃染，时间是清光绪七年辛巳岁（1881）。
第二年，在陕西兴安县双溪寺，印海定律师座下受具足戒。大师生下来六个月就患了眼病，几乎失明，后来虽然痊愈，但视力已受到损伤，稍稍发红，便不能看东西。受具足戒时，因为大师擅长书写，所以凡是戒期中所有写作的事务，全都让他代写。因为写字太多，眼睛发红如血灌。
幸亏大师先前在湖北莲华寺做照客的时候，在晒经时，得以读到残本的《龙舒净土文》，因而了知念佛往生的净土法门，是即生了生脱死的要道。又因患此眼病，体悟到身体是痛苦的根本，便在闲暇时，专念佛号，夜晚在众人睡后，又接着起坐念佛，就是写字的时候，也心不离佛号。所以虽然带病强撑书写，仍然能够勉强支持，等到写作的事情完毕，而眼疾也痊愈了。通过这件事，大师深深体会到念佛功德不可思议，而自行化他，全都以净土为归宿，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。
大师经过长时间熏修净土，志向更加坚定、功夫日渐深厚，听说红螺山资福寺，是专修净土的道场，于是在二十六岁（光绪十二年丙戌<1886>）辞别师父前往该寺。这年十月，入念佛堂念佛，沐浴彻悟祖师的遗泽，因而净业大进。
第二年正月，大师告暂假去朝礼五台山，朝礼完毕后，仍回资福寺。担任上客堂、香灯、寮元等职事。三年之中，除了念佛正行之外，还研读大乘经典，由此深入经藏，妙契佛心，径路修行，达到理事无碍的境地。
大师三十岁（光绪十六年庚寅<1890>）到北京龙泉寺做行堂。三十一岁（光绪十七年辛卯<1891>）住圆广寺。过了两年（光绪十九年癸巳<1893>）普陀山法雨寺化闻和尚，到北京请藏经，检阅料理，缺少相助之人。众人因为大师作事周密慎重，便推荐了他。化闻和尚见大师道行杰出卓越，等到回普陀山的时候，就邀请大师结伴而行，安单法雨寺的藏经楼。寺院僧众见大师励志精修，都深感钦佩，而大师却仍然自感不足，从不骄傲自满。
光绪二十三年丁酉（1897）夏天，寺院僧众一再恳请大师讲经，大师推辞，但推辞不掉，就为寺众宣讲《阿弥陀经要解便蒙钞》一座。完毕，便在珠宝殿旁边的关房闭关，闭关两期，一共六年，因而学问、行持倍进。出关之后，由了余和尚与真达法师等人，特意修建莲篷供养，大师与谛闲法师，先后居住。不久，大师仍被迎请回到法雨寺。
大师四十四岁（光绪三十年甲辰<1904年>），因为谛闲老法师为温州头陀寺请藏经，又请大师到北京，助理一切事务。事情完毕，回到普陀山，仍然住在法雨寺藏经楼。大师出家三十多年，一直到清朝结束，始终深藏不露，不喜欢与他人来往，也不愿意众人知道他的名字，以期昼夜念弥陀，早证念佛三昧。
然而在宫中敲击钟鼓，钟鼓之声自然传到宫外，道德高尚，自然影响深远，终究不能掩藏。民国元年（1912），大师五十二岁，高鹤年居士，取走大师的数篇文稿，刊登在上海《佛学丛报》上，署名常惭。人们虽然不知道常惭是谁，但文字般若，已经足以引发读者的善根。
到了民国六年（大师五十七岁），徐蔚如居士，得到大师与友人的三封书信，印刷发行，题为《印光法师信稿》。民国七年（大师五十八岁），徐居士搜得大师的二十多篇文稿，在北京印刷发行，题为《印光法师文钞》。民国八年（大师五十九岁），又搜得大师文稿，再印刷发行为续编，继而合初编、续编为一册。民国九、十两年，文稿又有增加，于是先后在商务印书馆铸成铅版，在扬州藏经院刻成木板。民国十一年到民国十五年间，陆续又有增广，再次于中华书局印刷发行，题为《增广印光法师文钞》。
文以载道，大师《文钞》的流通，使大师的法道教化得以广泛流布于海内。如《净土决疑论》、《宗教不宜混滥论》，以及《与大兴善寺体安和尚书》等，都是言言见真谛，字字归宗旨，上符佛陀义旨，下契众生之心，阐发禅宗、净土的奥妙，抉择二者的难易，确实有阐发前人所没有阐发的地方。
徐蔚如居士的跋文中说：“佛法衰颓，现今已到了极点，没想到当世还有具正知正见如大师一样的人，续佛慧命，不就在这里吗？”又说：“大师的文章，无一句话没有来历，深入浅出，妙契时机，实在是末法中对症的良药。”徐居士可以说是善识佛法精要，竭诚倾倒仰慕大师的人啊！
所以当初徐居士特地拿着印好的书，与母亲一起，亲自到普陀山，竭诚礼拜觐见，恳求大师摄受，皈依座下。大师仍坚持不答应，指示徐蔚如母子前往宁波观宗寺皈依谛闲老法师。民国八年（1919），周孟由兄弟，同庶祖母上普陀山，再四恳求，一定请大师收为弟子。大师观察时机，情理上很难再推却，所以为他们各赐法名。这是大师答应为众人授皈依的开始，而《文钞》也实际是缘起啊！
大师的文章，不仅佛理精邃，就算是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，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五伦、八德等，儒家治国之道，只要不违背净业三福的，也必定发挥到究尽极致，文义典雅，所以洛阳纸贵，人人争相请读。
由此而仰慕大师道德，渴望列于门墙的善男信女，日益众多。有渡海攀山，而请求摄受的；有书信来往，而乞求赐予法名的。这二十多年来，皈依大师座下的人，实在多得不可计数。即使是依教奉行，吃素念佛，精修净业，得以往生西方的善男信女，也难以枚举。然而，大师以文字摄化众生，利益世间，确实有不可思议的情形啊！
大师耳提面命，开导学人，以诸多经论作为依据，发自肺腑。不离因果事理，没有无用的虚言空话。应该折伏的，哪怕是禅宿、儒魁，有的也遭到大师的呵斥。即便是达官显贵，大师也绝不因此假借权势；应该摄受的，就算是后生末学，大师也从未拒绝推却过。纵然是农夫仆妇，大师也一样宽容相待。
一种平等的心怀，普遍利益三根，感情没有亲疏厚薄，只是依从义理。只是大师考虑到时值末法时期，世风日下，如果不提倡因果报应，就不足以挽救倾颓的世风而匡正人心；人根陋劣，如果不实行信愿念佛，就决定不能了脱生死而出离轮回。
所以不论贵贱贤愚，男女老幼，但凡有来请教的人，大师必定用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因果报应，生死轮回的实事实理，来恳切教诲启迪，令人深生醒悟，来建立为人处世的根基。进而再以真为生死，发菩提心，信愿念佛，求生西方的坦途要道，来教导众人切实遵照实行，作为超凡入圣的捷径。
大师虽然深通宗门教下，但从来不谈玄说妙。必定使得人人都能知晓而能行持，听者全都在当下受益。大师的教化，正如莲池大师称赞辩融老人的话：“此老可敬之处，正在此处。”因为大师平实无奇，言行合一，所以真修实践的人，全都乐于亲近。致使叩关问道的人，也多得难以胜数。并且大师以法为重，以道为尊，名闻利养，不放在心上。
民国十一年（大师六十二岁），定海县陶在东知事，会稽道黄涵之道尹，汇集大师的道行，呈请大总统徐世昌，题赐“悟彻圆明”匾额一方。送到普陀山，香花供养，极盛一时。僧俗欣喜羡慕，大师却置若罔闻。
有人问起这件事，大师以“虚空楼阁，自己没有实德，惭愧不已，荣耀从何而来”等话回答。在当今众人争相崇尚浮夸之时，如大师这般淡泊朴实的行持，实在足以挽救既倒的狂澜，作中流的砥柱，无论道俗，都获益良多。
大师节俭自奉，宽厚待人。凡是善信男女，供养的香敬，全都代人广种福田，用来流通佛经书籍，以及救济饥贫。只是权衡其中的轻重，先救紧急的地方，而给予相应的处理。如民国十五年（大师六十六岁），西安被围困，解围之后，马上用印《文钞》的钱，急拨三千圆，托人快速汇去赈济。只要听到哪个地方遭灾告急，大师必定尽力提倡捐助，以期救援。
民国二十四年（大师七十五岁），陕西省大旱，大师收到王幼农居士的函告后，立即取存折，令人快速汇去一千圆，帮助紧急赈灾。汇款后，令德森法师查帐，存折中所剩的钱，只有一百多圆了。而报国寺的一切需要用度，全靠大师维持，大师也毫不介意。
民国二十五年（大师七十六岁），应上海护国息灾法会说法时，听说绥远的灾情严重，当即对大众发表演说，将当时一千多人皈依求戒等香敬，共计洋圆二千九百多圆，全部捐去，再自拨原来留存印书的钱款一千圆，作为提倡。回到苏州时，众人在车站迎接，请大师上灵岩山看一看近年的景象。大师还先急着赶回报国寺，取出存折令人汇款后，才与众人登上灵岩山。大师引导众人救灾，如同自己遭受饥饿、陷溺的深心，大都如此。
魏梅荪、王幼农等居士，在南京三汊河，发起创办法云寺放生念佛道场，请大师参加，并订定寺规。接着由任心白居士，商请上海的冯梦华、王一亭、姚文敷、关絅之、黄涵之等诸位大居士，在其中开办佛教慈幼院，一一都是仰仗大师的道德威望，启发众人的信仰，而得以成就。并且对慈幼院教养的穷困子弟，大师更是极力帮助成就。其中的经费，由大师劝导募化，以及自捐的，数额巨大。就是上海市佛教会所办的慈幼院，大师也尽力赞助。
至于法施，从印送《安士全书》以来，以及创办弘化社，二十多年，所印的各种佛经善书，不下四五百万部，佛像也有百万余幅，法化之弘大，也可谓广布中外。综观大师的一言一行，无不是代佛宣化，以期挽救世道人心，使得贤才辈出，造福国家、利益人民。
而大师自己的生活享用，饮食只为充饥，不求适口；衣服只取御寒，厌弃华丽。有人供养珍美衣食，不是推辞不受，就是转送他人。如果是普通物品，就令人拿着交到库房，让大众共享，绝不自己私用。这些行持虽然细微，但也足以成为末世佛弟子，敬重效法的楷模啊！
大师在维护佛法方面，所做的功德也难以思议。其中最重要的，如前次欧战时，政府有迁移驻华德国人进驻普陀山的打算。大师怕有碍大众清修，特意写信嘱咐陈锡周居士，请其转托政府要人疏通关系，这件事便消停了。
民国十一年（大师六十二岁），江苏义务教育期成会会长（袁希涛）等人，呈请江苏省政府批准借寺庙作校舍。定海知事陶在东，写信请大师挽救。大师立即写信给王幼农、魏梅荪二位居士，请他们想办法，并且让妙莲和尚为此事奔走，最终承蒙当局明文下令保护寺庙。
民国十六年（大师六十七岁），政局刚变更完，各寺庙的资产都毫无保障，几乎潜伏着灭教之祸，而普陀山首当其冲。由于大师舍命力争，才得以苟延残喘。等到某君长（薛笃弼）任内政部长时，几次提议用寺庙的资产兴办学校，最终导致全国的僧俗都惊惶无措。幸有大师与谛闲老法师在上海，得以召集热心护法的各位居士共同商议，先设法疏通某君，再派代表请愿，最终用寺庙资产兴办学校的提议没有实行。
但到某君（薛笃弼）快要退职的时候，又颁布了驱僧夺产的条例，想要逐步剥夺寺庙的资产，以达到灭教的目的。幸好条例刚公布，某君就卸职了，幸得赵次陇部长接任，大师特意写信请他想方设法，最终条例的事不了了之。接着又嘱咐焦易堂居士等人鼎力斡旋，终于将驱僧夺产的条例修正，僧侣才得以苟安。
民国二十二三年（大师七十三四岁），安徽阜阳的古刹资福寺，唐朝尉迟敬德造供的三尊佛像保存在此，整个寺院都被学校占据。山西五台碧山寺广济茅篷，也横遭厄运。二寺都涉及诉讼官司，当权者偏听一面之辞，致使二寺都差点废灭。后二寺各得大师的一封信，当权者忽然转变视听（，广泛听取意见）。广济寺因此立定为真正的十方丛林，永远安心办道的基础。资福寺也从此得以保全，渐渐中兴。
民国二十四年（大师七十五岁），全国教育会议，某教厅长（江苏、山东、安徽、浙江、湖北、湖南、河南等七省教育厅，联名呈请），提议将全国的寺产改作教育基金，将全国的寺庙改为学校。会议对提议讨论后作出决定，呈请内政部、大学院备案。报纸上刊登出消息后，众人都为之震惊。当时由佛教会理事长圆瑛法师，以及常务理事大悲、明道等诸位法师，以及关絅之、黄涵之、屈文六等诸位居士，一同到报国寺叩关请示。大师以卫教护法来勉励大家，并开示卫教的办法。众人返回上海开会，公开推举代表，到南京请愿。仰仗大师慈光普照，教难得以解除。
江西的庙产，从民国二十二至二十五年（大师七十六岁），四年之内，发生了三次大风波，差点就有被灭尽无遗的趋势。虽然由德森法师多年呼吁，声嘶力竭。中国佛教会，也多次想方设法。最终得蒙大师的慈光加被，感动诸位大护法居士，群起营救，一一都达到了美满的结果，依然保全了庙产的安全。
上面提到的都是比较大的事件。其余的小事，在一封信或者几句话之下，消除劫难，免除祸胎，则是随时随处都常有发生，不胜枚举。若不是大师的道德，足以上感龙天护法，下孚群情，怎么能做到呢？
大师的无缘慈悲，教化遍及囚犯，以及畜类。民国十一二年，应定海县陶在东知事所请，物色讲师，到监狱宣讲佛法，于是推荐智德法师应聘。大师令他宣讲《安士全书》等书，宣讲内容关于因果报应、净土法门各要旨，狱中囚犯有很多都受到了感化。
后来上海的王一亭、沈惺叔等居士，发起江苏监狱感化会，聘请大师为名誉会长。讲师为邓朴君、戚则周（就是后来出家的明道法师）、乔恂如等居士，他们都是大师的皈依弟子。大师指示他们要以心、佛、众生，三无差别，以及注重因果，提倡净土，作为讲演的要目。而听讲的狱官、囚犯，因此改过向善，归心佛法，吃素念佛的人，也大有人在。
谈到感化异类的事迹，民国十九年（大师七十岁）二月，大师从上海太平寺，前往苏州报国寺，随身的铺盖衣箱，附来的臭虫极多。臭虫繁殖得又快又多，以致关房会客窗口与外面的茶几上，夏秋之间，均常常见到臭虫出没。
有弟子想到大师年岁已高，不堪臭虫的干扰，多次请求到关房内代为收拾，大师都严厉拒绝不许。并且说：“这只怪自己没有道德。古来的高僧，不耐臭虫的干扰，就告诉它们说：'畜生，你来打岔，应当迁你的单。'臭虫便相继离去。我现今修持不力，没有这样的感应，还有什么好说的。”泰然处之，终不介意。
到了民国二十二年（大师七十三岁），臭虫忽然绝迹了，大师也不对人讲。当时快到端午节，德森法师想起臭虫的事，就问大师，大师回答说：“没有了。”德森法师以为大师年老眼花，所以一再坚持请求进入关房内检查，的确已经干净无遗，没有一点臭虫的踪迹，大概也是被大师迁单走了。
大师在关房内除了修净业功课之外，常常持大悲咒加持水、米，用来赐给那些诸多医生都束手无策的危重病人，总会见到奇效。一天，报国寺的藏经楼，发现无数白蚁，大师在山上听说后，赐给大悲水，让人洒在有白蚁的地方，白蚁也从此绝迹了，这是民国二十七年（1938）夏天的事。大师的法力和神奇感应，大都如此。
大师向来不喜欢收徒众，所以没有出家的剃度徒弟。然而非常仰慕亲近、多次承蒙训诲、深沾法益的在家二众，多得不可胜数。出家的僧侣中，除了与谛闲老法师是最相契的莲友之外，还有一些长久承蒙大师摄受，饱餐法乳，仍然承蒙大师以莲友看待的出家人，过去有了余和尚，现在还有了清和尚以及真达法师二人。
确定居于学人之列的出家人，已故的有圆光、康泽、慧近、明道等法师。现在还有妙莲、心净两位和尚，以及莲因、明西二位法师，与妙真、了然、德森等法师，还有现在灵岩山寺、报国寺两寺的诸位法师。这些是专指常久亲近，多次承蒙大师教导提携，沐恩戴德，有超过剃度恩师的人。
其他如随缘请教、通信问道，以及读大师《文钞》，与流通各种经书，而沐受大师法泽的人，也多得不可胜数。大师虽然不收徒弟，但中外真正的佛子，其实很多都赖以为师。大师又早就立誓不作寺庙住持，自从客居法雨寺以来，二十多年都是隐藏行迹、精进修持，很少出门。
自民国七年（1918），印《安士全书》以来，大师多次因事到上海，苦于没有居住的地方。真达法师于民国十一年（1922），翻造太平寺的时候，特地为大师安排了一间净室，从此大师到上海时，都住在太平寺。
那些极力护持法门的诸位君子，如南京的魏梅荪，西安的王幼农，扬州的王慧常，江西的许止净，嘉兴的范古农，上海的冯梦华、施省之、王一亭、闻兰亭、朱子桥、屈文六、黄涵之、关絅之等诸位居士，有的因私人问道，有的因社会慈善，有事要咨询，也常常到太平寺，向大师请教。至于各地来信问道的，更是难以胜数。太平寺名传遐迩，也是源自大师的声名。
到了民国十七年（大师六十八岁），大师因为厌烦交通太过便利，信件太多，人事太繁，急切想要找一个清净的地方归隐。真达法师于是与关絅之、沈惺叔、赵云韶等诸位大居士商议。三位居士，于是将苏州报国寺，供养给大师。即刻由弘伞、明道二位法师，前去接管，真达法师用几千圆对报国寺进行了修葺。
所以民国十八年（1929），大师离开普陀山在上海，校印各种经书，急切想要结束事务归隐，当时有广东弟子黄筱伟居士等数人，修建了精舍，决定想迎请大师前往香港，大师也已答应前往。真达法师于是以江浙佛地，信众更多为由，一再坚持挽留。
最终因法缘所在，于是大师在民国十九年（大师七十岁）二月前往苏州，就依托报国寺闭关。先前真达法师已请示大师，将木渎镇的灵岩山寺立为十方专修的净业道场，一切规约、章程，全都秉承大师的要求来制定。三四年来，因为旧的殿堂太窄小，不能容纳大众，正在设法改建殿堂寮舍，从事刷新。正好大师到了苏州，与灵岩山寺近在咫尺，（真达法师、妙真法师）就将灵岩山寺内外施设的事向大师请教，仰承大师的指导，灵岩山寺也一天天振兴起来。
灵岩山寺至今，被推为我国净土宗第二道场，这哪里是偶然的呢？大师在闭关期间，佛课余暇，圆满完成了《普陀山志》、《清凉山志》、《峨眉山志》、《九华山志》，四大名山志的修辑，并写信回复弟子学人问法。现今四大名山志，早已出版流通，回复的信函也已经收录到《文钞续编》中印刷发行，这些大多是大师到苏州报国寺以后所做的事，大师真可谓是恒顺众生，没有疲厌的人啊！
到了民国二十六年（大师七十七岁）冬，因时局所迫，苏州报国寺无法再住，大师不得已，应妙真法师等人的请求，移居灵岩山寺。安居才满三年，想不到智积菩萨显圣的灵岩宝刹，竟然成了我师示寂归真之地啊！
大师示寂时，预知时至。民国二十九年（1940）春，《复章缘净居士书》中，有说：“今已八十，朝不保夕。”又说：“光将死之人，岂可留此规矩。”到了冬天十月二十七日，大师略示微疾。到了二十八日午后一时，就命人召集在灵岩山寺的全体职事，以及居士等人，到关房会谈。
告诉大众说：“灵岩山寺的住持一职，不可长期空着。”就命妙真法师担任住持之职。众人都表示赞同，于是看好十一月初九日为升座的日期，大师说：“太迟了。”众人便改选初四，大师也说：“迟了。”后来选择初一，大师才点头说：“可以。”随即对大众开示本寺的沿革历史，达两个多小时。后来虽然精神渐弱，但仍与真达法师等人，时时商议各种事务，安适如常，不显病态。
初三晚上，仍然喝了一碗稀粥。喝完，对真达法师等人说：“净土法门，别无奇特，但要恳切至诚，无不蒙佛接引，带业往生。”之后精神逐渐疲惫，体温降低。初四早上一点半，从床上坐起来说：“念佛见佛，决定生西！”
说完，就大声念佛。二点十五分，大师要水洗手完毕，站起来说：“蒙阿弥陀佛接引，我要去了。大家要念佛，要发愿，要生西方。”说完，就移坐到椅子上，面向西方端身正坐。三点钟左右，妙真法师来了，承蒙大师嘱咐说：“你要维持道场，弘扬净土，不要学大派头。”之后便不再说话，只是嘴唇微动念佛。过了近五个小时，在大众念佛声中，安详西逝。
按照几天之间，大师一切的安排来看，如急促妙真法师担任住持等事，虽然没有明说为什么，但确实是预知时至的作为。身无一切病苦厄难，心无一切贪恋迷惑。诸根悦豫，正念分明。舍报安详，如入禅定。纵观大师一生自行化他，以及临终的瑞相，往生莲品，肯定不在中品、下品。
大师生于清咸丰十一年辛酉（1861），十二月十二日辰时。圆寂于民国二十九年庚辰（1940），十一月初四日卯时。世寿八十，僧腊六十。灵岩山寺仰赖大师得以中兴，并且得到大师在此示现生西的模范，时节因缘真是不可思议啊！
现谨择明年辛巳（1941），二月十五日佛涅槃日，适值大师西逝百日之期，举火荼毗，在本山石鼓东南供奉灵骨塔。
大师叶落归根，悟证如何，我等博地凡夫，均无他心道眼，不敢妄评。但读大师多次出版的《文钞》，与本年新印的《文钞续编》，以及凡是大师经手流通的各种经书。其中提倡念佛，发挥道妙，自行化他，殷切修持的实行，有功于净土宗，足以证明大师是乘愿再来的人，无疑啊！
凡是信愿念佛，洞明净土宗确切宗旨的人，应当不致有什么揣度议论。真达等人跟随侍奉大师时间最久，知道得颇为详细，于是将大师一生的德行功业，大略叙述梗概，并记录下来。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岁次庚辰（1940）腊月初八日 真达 妙真 了 德森等顶礼敬述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