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西村保长、乡老及诸位伯叔、兄弟等钧鉴：印光我自幼很不自量，想成为理学派的士人，于是深服二程（程颢、程颐）、朱熹、韩愈、欧阳修的辟佛之毒。幸亏宿世善因还在，导致病了好几年，虽然不是卧床不起，然而却对学业造成了很大影响。后来忽然自己知道以前的错误，于是在光绪七年（1881）出家为僧，希望消除恶业，并报历代祖宗父母之恩。
光绪十二年（1886），从西安前往北京红螺山。光绪十九年，前往南海普陀山法雨寺，寺主（化闻和尚）因为我好静，不贪世缘，于是令我住在闲寮，除了朝暮二时上殿之外，没有其他事务，随意看经念佛。山上有知道我能支应笔墨差事的人来委托撰文，我不用自己的名字，而用对方的名字，或者用捏造的名字，所以二十年来很安乐，整年没有一个人来拜会，没有信件投来。
到了民国六年（1917），三原县的王幼农将一封信印了几千份，徐蔚如将三封信印了数千本，我便渐渐进入苦境。第二年，徐蔚如又特地排印《文钞》，从此一人传虚，万人传实，而信件往来，每月有上百封。再加上因为我不自量力，很想利益他人，刻排各种经书，长年没有一点闲暇之时。
民国十七年，香港诸位弟子请我到香港住，打算第二年去，所以离开普陀山，暂时寓居上海友人（真达法师）的寺院中。民国十八年，因为排印《历史感应统纪》，不能去香港，冬天因为过度劳累生了病，友人立即阻止我去香港，让我在他（修葺的）苏州报国寺闭关。
民国十九年四月入关。因听说我家乡饥荒、干旱，将一千六百元，委托华洋义赈会的办事员，归依弟子杨慧懋，亲自送到我村里，他回到扶风县，稍微有所报告，不知道他如何办理，我也不过问这件事。
今年正月，福云、永贵来苏州，知道我们村凋零不堪，非常痛心。问到三分祠堂，说现在在祠堂内建立学堂，名印光学校，东西村的学生都在这里读书，智杰为教师。
又说：新盖了三间门房，名圣量会，村里祝贺保长，有几桌人在这里吃酒席，因为这三间房屋是东西两村人出钱盖的，所以东西两村祝贺保长，商议公事，都到圣量会。
我问道：为什么东西两村每家出钱，在我三分祠堂前盖官房，吃肉喝酒，商议公事，要取名圣量会呢？他们说：民国十九年，我的赈灾款一千六百元，分给东西两村的各家各户，见十抽一，共得一百六十元，在我三分祠堂前面盖房，作为东西两村的官房。因为这些钱又是由法师放赈所得的，所以用法师的法名作为官所名。
我听了，不胜叹息说：我们村怎么会发生这种规矩章程。我用一千六百元赈济东西两村，两村抽出我赈灾款的十分之一，在我祠堂前盖房，作为宴客、议事之用，说是他们自己盖的，又名为圣量会。这是我圣量以一千六百元，引东西两村来占我祠堂之地，我的罪过大啊！
然而我是学佛之人，不肯与他人相争，因此备好二百元钱票，令福云等人带去，到家立即通知东西两村一切大众，到城隍庙议事，将这个钱款缴保长、乡老等人，作为还给他们的盖房费，立即取消圣量会的名目，除了两村学生读书之外，其余的事都不允许。
这个学堂是三分族人肯作公益而建立的，不能说这个祠堂建在两村学堂的地上。这种办法，两村乡老应当肯许，那么十分庆幸。如果固执不改，我当会请两位很有面子的老先生，特地写信婉转劝说，期望他们听从我的建议，想来诸位不能不看二位老先生的面子。
既然这件事必定如此，似乎应该以省事为妙，不必惊动这两位老先生，为了省去彼此答复的烦劳。无论肯与不肯，福云、永贵等人，不许与众人相争，只将真实情况写信告知我。前面所说的办法，是维持世道的办法。
如果能够用维持世道的办法来办，很好。否则，我就以菩萨舍弃身命，满众生愿的办法来做，就向两村大众顶礼忏悔说：圣量罪过，还请宽恕原谅。就将这件事抛到东洋大海，一概不过问了。写下这些，请诸位明鉴。
[1]钧鉴：书信中敬请收信人阅知的敬辞，用于尊长或上级。
